它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当你试图去描述它，心里会涌起王家卫《东邪西毒》中的虚幻，或者武侠片和枪战片暴力之外的温情脉脉，《麦兜的故事》里底层的辛酸。当然，更多的是《狮子山下》的壮志豪情，城市物质文明的繁华，金融市场的风云际会。
    的确，始于1842年的商业传统，经过漫长的岁月，香港享有难得的自由宽松的商业氛围：政企彻底分离，政府决不插手商业事务，企业可以专心分内的事情。由此，香港经济乃至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于全球排名前列。因为没有资本管制，它欢迎任何地域的企业来上市，也欢迎任何地域的资本来香港投资。
    如果中国内地企业谋求境外上市，中国香港、美国和新加坡就成为首选。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的门槛更高，条件更严格，如同过关斩将通过高考上大学；而与美国比，由于美国社会对中国企业缺乏了解，加上地理和文化的差异，在过多的上市企业中有的企业股票甚至存在被遗忘的可能，香港与内地相近的文化背景使其具有血浓于水的优势。
    而包括郑州在内的洛阳、开封、安阳等河南城市群，我们称之为郑州们，它们在很多年前曾是不同朝代的京畿之地，既有河域文化的吹拂浸润，更有“儒释道”的熏陶。
    这些根植于悠久中原文明的古老城市，这种厚重和悠久的文化曾束缚过城市的现代化，但终将冲破束缚孕育出经济硕果。因为它们虽不缺乏对昔日荣耀的缅怀，更不缺乏中原崛起的冲动与努力。
    本来，香港和郑州，似乎没有太多的线性关联，不像香港之于上海、上海之于北京，城市之间的竞争此消彼长。
    前者市场的开放，后者人口众多的真实购买力、四通八达的交通、不断增长的GDP，相去万千的两座城市，就这样连接起来了。

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在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世界。
——无论是在上半年结束之际，国际各类投资咨询机构和财经分析人士纷纷就中国上半年经济状况开始进入评估和总结，还是国际财经界对中国提高成品油价格以及所谓的“后奥运经济”是否衰退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侨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经济走势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四川灾情有可能导致粮价大涨，并推高下半年通货膨胀。
——作为我国第一产猪大省，四川地震无疑会导致生猪的供应暂时从紧。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对四川耕地的破坏，地震对作为重要蔬菜基地的彭州的影响，都可能导致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受到波及。

对房屋安全设防。
——面对灾情，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所所长顾林生这样说。“在农村，很多房屋的建设根本没有结构设计的概念，更谈不上有建筑监理的概念。这一点，在未来全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
——薛涌的评论推进了最近香港大学面试题目在国内媒体引起的轰动。从“鸟巢的钢结构是否浪费材料”到“赌博在中国内地是否应该推行”，其对独立思考与逻辑思辨的推崇无疑高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此外，今年北京文科状元已因选择香港大学而获得了45万港元的最高奖学金，该奖学金远高于北大的5万与清华的4万元人民币。

狗叫狗的，驼队依然前行。
——《环球时报》刊登了德国律师Walter G. Kraft致中国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对《明镜周刊》、《明星》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中的反华煽动进行致歉，表示这些人为的媒体言论不是民心所向。

谢谢西班牙人让皮球重新回到地面，这不是革命，是回归。这场决赛具有时代意义，它不是某次战术的胜利，而是足球理念的复苏，技术足球战胜了身体足球，思想足球战胜了人种足球。
——著名球评人李承鹏如此评价欧洲杯决赛。这届赛事，土耳其、俄罗斯用血性导演了无限的悬念；而西班牙、葡萄牙等技术流球队的华丽回归更是完好回报了中国球迷的废寝忘食。与之对照，中国男足带给球迷的习惯性伤害正在被更快地遗忘，以至于长春某报刊出“国足再败我们无话可说”的惊世球评。

逆势上市，从而为自己赢得宝贵的过冬钱。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在新一期的卷首语《又见艰难》中这样描述建业的上市。正如其文所说，在这样由高峰陡入低谷的环境中，“最是考验企业的生存智慧”。建业“不等待、不惜价”，在冬意初露时果断行动，无疑赢得了时间和金钱，更是平安过冬的保障。

在社会历史转型时，记忆与传承是头等大事。
——冯骥才先生这样评价河南老城系列丛书《老郑州：民俗圣地老坟岗》。作为旧中国三大江湖民俗胜地之一，郑州老坟岗的民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支，也囊括了中原文化的全部技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本无江湖庙堂之别，正如作者所言，欣赏与告别，面对现代化的城建，我们也需要对那些进入绝途的民俗圣地发出心灵的颤抖和敬畏。

    最近几年，北京市一位企业职员孙强经常到河南出差。令他感受最为深刻的，是河南省创造的高速公路神话。在他的印象中，从河南省内大部分县（市）出发，到达高速公路网，一般仅需要半小时左右。
    孙强的感受没错。如果上升到宏观的层面，有一组数据，颇能印证河南高速公路的成就。2007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率先在全国突破4000公里，达到4556公里，稳居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如今，河南境内的主干高速公路网已经基本建成，并实现了全省联网收费，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除三门峡外，其他17个省辖市都形成“十”字或“米”字形交叉，90%以上的县（市）平均30分钟以内抵达高速公路网。
    如果是长期关注河南高速公路的人士，会了解这样几个相互对应的数字：2004年，1000公里；2005年，2000公里；2006年，3000公里；2007年，4000公里。连续四年来，河南高速公路每年突破一个大关，在2007年，更是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117公里，成为全国首个当年通车里程突破1000公里的省份。
这样的发展势头在全国高速公路发展史上是少有的，以至于有不少外地记者感慨，“整个河南似乎就是一个高速公路大工地”。按照规划，到“十一五”末即2010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将超过5100公里，密度超过3.05公里／百平方公里。
    “河南速度”的背后，有着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使河南高速公路蕴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而成为吸引各路资金蜂拥而入的关键。从政区和交通地位来看，以河南为中心，北至黑龙江畔，南到珠江流域，西至天山脚下，东抵东海之滨，大都跨越两至三个省区。若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北距京津塘，南下武汉三镇，西至关中平原，东至沪、宁、杭，其直线距离大都在600～800公里之间。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河南从来没有失去过枢纽的位置。河南省“十一五”的目标，是进一步构建河南交通运输区位的新优势，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高速公路的建设，把原来依靠铁路形成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高。
    而从另一个层次，在“中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河南放开了高速公路建设市场，解决了资金问题的同时，幸运地抓住了宏观调控前的最后时机，利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解决了项目审批与土地征用两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河南速度”启动之时是中国资本与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谷，大量社会闲置资金寻找回报周期更短、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选择，因而河南高速公路建设成为“聚宝盆”。
    河南倾力打造的高速公路，如今，已经成为河南的名片和亮点，为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装上了“奔跑的轮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巨大。其直接最大受益者，莫过于旅游产业。如今，河南高速公路的不断延伸和旅游业迅猛发展相映成趣，铺就了一条条旅游业大发展的“黄金大道”。通过发达的高速公路，河南省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文资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得以走向世界，充分奠定了河南旅游大省的地位。
    这仅仅是最基础的。河南高速公路打通的经济脉络，正在渗透至更广阔的方面和层次。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综合体系的逐步完善中，高速公路所发挥的效应，同样不可忽视。河南省希望，今后一个时期，努力形成与现代制造业相融合、与现代农业相配套、与城镇化进程相协调、与城乡居民需求相适应的服务业体系，使服务业成为全省国民经济新的主导产业。

    河南对于中国甚至于全球而言，最新的消息，应该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610亿斤。200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河南小麦总产再创历史新高》为题，向世界传递了河南夏粮总产首次跨越600亿斤台阶的消息，并冠以“中原熟，天下足”的高度评价。
    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一个事实，河南全省粮食总产量去年已达到1049亿斤，增长2.6%，连续2年超过1000亿斤，连续4年创新高，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
    但对外界而言，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大省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面貌：重农但不唯农，河南省早已跃过了单一的“农”字标签。作为反映河南省经济发展重要指标、以工业化为重要支撑的GDP，2007年达到15058.07亿元，位居全国第五、中西部之首。按常住人口算，河南人均生产总值达16060元，增长逾14%。
    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贫穷落后”作为历史标签，似乎已经牢固地张贴在不少人的内心。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个新河南的形象，多年前已经悄然开始刷新。
    2002年以来，河南省GDP已经先后突破了8000亿元、10000亿元、12000亿元、15000亿元重要大关，增速已连续5年超过10%，连续3年超过14%，高于全国2.9个百分点左右。尤其是三年前的2005年，河南省GDP继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成为全国第五个步入“万亿俱乐部”的省份。
    与之相应的是，不少踏入河南的外地人，都会惊讶于这个“最中国”的大省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他们会发现，支撑这个曾经的农业大省GDP，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是工业。这个省的工业总体实力，已经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在河南省工业化战略的强力推动下，全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例由2002年的21.3∶45.9∶32.8，调整为2007年的15.7∶54.9∶29.4。尤其是2007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左右，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如今，河南省的官员外出招商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河南省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已经由过去的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工业大省和重要经济大省转变，正在朝着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跨越。
    诚如斯言。这并不难理解。河南作为国家重要的农产区，单一的农本经济结构不可能支撑一个省份的持续发展，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型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工业化的标志就是城镇化，二者是同速的。资料显示，河南全省近五年城镇基础设施投资6200亿元左右，城镇总人口净增900万人，城镇化率由25.8%提高到34.3%，是河南历史上城镇化推进最快的时期。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数据是，2007年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830亿元，增长42%。
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新河南，已经在路上。

（万军伟，《大河报·大河财富》记者。）

    初识嵩岳，起伏的荒岭中现出一抹灰白色山影，虽有几分冷峻，却看不出掠人风姿，没有喜马拉雅的高峻神秘，不见庐山、黄山的灵秀；不像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上，刹那间被黄褐色的气势震撼；也不像在天子山下，面对万马奔腾的巉壁感到惊心动魄。嵩山的姿态是沉静的，嵩山的形象是质朴的，它不咄咄逼人，不峥嵘张扬，这正是中原文化的象征。纯朴、天然、不尚彰显，不露锋芒。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中庸，和谐，是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的特点和生命力之所在，中原文化因其包容性而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从三皇寨进山，爬上一道上天梯似的台阶，随着走近少室的脚步，中岳渐次显出它深藏的内秀。不但植被浓绿，山林茂密，层峦叠翠中透出峭壁陡崖，那些长条状的白色岩壁显露出中岳独有的地质风貌。循着回环起伏的山道挨近少室主峰，你会被眼前的雄奇景色震撼，整座山如斜码的灰色片石，从峰顶直劈幽谷，气势雄浑，鬼斧神工，使任何赞美的词汇都黯然失色，谁站在这儿都会灵魂激荡，瞠目结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你能想象25亿年是个什么概念？40亿年又是怎样的时空？而今我们面对的是40亿年前的地质面貌，25亿年前形成的山峦。那时，喜马拉雅还没露出水面，庐、黄诸山还在等待下一纪冰川。那个瞬间，我才明白了武则天为什么会封它为中岳，达摩为什么会选中这里来面壁修行。然而这还只是中岳胜景之一瞥，太室二十四峰，少室三十六峰，山山水水，处处景观，写嵩山要多少笔墨、怎样的眼光和胸怀？
    到登封来的人，大多是慕少林之名，游了少林寺，看了塔林，就算了了宿愿，寺院背倚的嵩山常常被匆匆的游客忽略，岂不知中岳是天人合一东方哲学的最完美的体现。儒、道、释荟萃中岳并不是偶然的聚合，它们被吸引、被融会，是因为中岳的感召。中国有那么多名山，五台、峨嵋、普陀为佛家所崇，泰山、武当、崂山为道家所尊，唯独嵩山能够同时容纳儒、道、释三家。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华夏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融合的历史。河洛、嵩岳是华夏文化的象征。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带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中国有志于帝王的人都懂得“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因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从汉哀帝（公元前2年）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儒、道、释三家的斗争贯穿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间，有许多尊佛、灭佛的公案，不少文人士大夫因对儒、道、佛三家的不同态度而影响仕途甚至身家性命，三教发展的历史浸淫着人生沉浮的血泪。然而中华文化的广博终使各种宗教思想融为一体，残酷的教派斗争在嵩山的怀抱里泯却恩仇，三教融通相互渗透的结果是各自的文化思想都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
    禅宗因少林寺而发扬光大，禅宗得以发达，可以说是佛教汲取儒家文化的结果。达摩“不著文字，我心即佛”的教义正是“述而不作”“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儒家思想的佛化；而少林武僧传统的建立使佛教更加中国化。除暴安良、安邦护国把佛教出世哲学转变为儒家的入世思想，少林武术兴起的传说又把道教人物李靖说成是少林武经的秘传者，三教不再是敌人，而是互为补充的朋友。
    理学在嵩阳书院诞生，儒家学说不但成为两宋以降的思想传统，还成为千年中华民族的正统伦理。理学在思想精髓上吸收了佛教的观念，把伦理思想律条化，形成一整套道德准则，深入民间，使之成为中华民俗。
    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标志，三处名胜无论驻足哪一处，都会使人心驰神往，思绪蹁跹，感喟万端。何况嵩山的寺院、佛塔、庙观不下几十处，每一处都有故事，每一处都有学问，它们带领你走入历史深处，自汉、魏直至民国，说百里嵩山是中华两千年宗教历史博物馆决不为过。
    放眼山下，从大禹治水到郭守敬测子午线，中华民族的文明足迹蕴藏于登封的乡野田头，一些村镇的名字即是华夏先祖的化石，俯拾点滴，即可著书立说。一篇小文，几行短诗，能免管窥、漏万的遗憾？
    达摩把弟子修行的层次分做皮、肉、毛、骨，作为人世过客，写登封，怕是只能浮光掠影，望岳兴叹了。

（田中禾，原省文联副主席兼省作协主席。）

    要简要地叙说中国的河南，先使我想起一个有点生僻的词：京畿。
    京为都城。畿呢？中国古代有所谓“王畿千里”的说法。《周礼》上说：“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诗经》上唱：“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说文》解释：“畿，天子千里地。”
    依现代辞书解释，京畿是指古代王都及所领辖的千里地面，或说京城及所管辖的地区，包括京城的旁邑。
    千里，大体是个约数。各个朝代会有不同。相同的是每个王朝都城及其周边都圈了一个很大的区域。说明古代王朝的京城选择与管辖范围，有一种思想眼光与制度设计。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载体。被选作首都或者说京城的地方，自然必须具有地理区位、自然山水、气候风物、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甚至得天独厚的条件，选定以后由于举全国之力进行建设，必然更加发达，即使是由于“争权夺利”而发生的战争和破坏特别频繁地降临到这样的地方，也必然凝聚了、凝结了民族的实力、经验、智慧和精气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哪个地区是建立都城最多的省份？回答是：河南。
    由于河南地处中国腹地，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摇篮地，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主要创生地，从夏代到北宋的3000年间，先后有20多个王朝200多位帝王在河南建都，河南差不多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中国古代创造发明的中心，向全国和世界传播交流文明的中心。今天，河南的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全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其四。只说这四大古都。
    郑州市。据古史记载，今郑州市先有黄帝后有春秋战国之郑国、韩国建都于今新郑，夏禹建都于阳城即今登封市告成镇，商汤都城一度于今郑州市。
    洛阳市。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详细地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迁九鼎于雒邑，然后由周公营建成周为新邑的故事。雒邑、成周、新邑，即今洛阳，成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九朝都城。
    开封市。自春秋郑庄公建启封，汉景帝刘启更名为开封，战国时魏为大梁，中经五代一直到宋东京汴梁，史称七朝都城。
    安阳市。为殷商后期都城，朝歌（今淇县）为陪都。
    这些名满寰宇的城市名字，都在河南地面上。还有今商丘市、南阳市、淮阳市、禹州市、沁阳市、荥阳市等今天之中原城市群，与古代之同名都城名城同样有直接渊源关系。
    看来，河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曾成为京畿之地。此事非同小可。这起码意味着，河南的中心区位、奇山佳水、宜人气候、丰富物产、厚重文化，数千年来，为人所共识。
    如果说河南有人不熟悉，但知道洛阳，知道开封，知道安阳、郑州、南阳、商丘这些城市，也许，知道这些，就约略可以想见河南的分量了。

（孙荪，河南评论家协会会长，原省文联副主席，原省文学院院长。）

    辛酉初秋，德国汉学家威先生访豫，我受友人之托到机场迎接。威先生金发碧眼，却着中式服装，与我一见而如故。
    是时新雨初霁，清日出云，风习习而爽面，气湿湿而宜人。威先生上车之前即驻足近望，上车之后更凭窗远眺。见草木葱茏，庄稼茁壮，平原辽阔至眼光尽头，耕者踏歌在天地之间，叹道：“选择如此广袤原野生长繁衍，大象真乃灵物！”我愕然：“君言豫为大象？”威先生点头：“近年常见解豫之言，有人与大象亲密相处之说，有人与大象博而驯化之谈。”我摇头：“此乃望文而生义，均与史实不符。”威先生震动：“有此论者，依河南出土有大象化石为据。”我说：“除南北两极，各地皆有大象化石出土，此据不能服人。”威先生对：“汉字为象形字，豫字似有此像，再说典籍，徐慎亦将豫解为大象。”我摆手：“此大象非彼大象，难道你不知豫州？未读易经？”
    威先生求知心切，到郑州即阅经查典。夜半时分突然致电邀我共饮。此时明月高悬，白露低伏，列车疾行之声隐约远去，鹭鸟夜欢之音清晰飞来。我俩对坐于窗前，无老酒而有新茶。威先生微笑道：“今日读古，收获颇丰。知豫州为东汉州名，辖郡、国六，县九十七。豫为豫州之延续。豫字本意为欢喜快乐、安闲舒适，典中即有豫游、逸豫之词，上海之豫园，即为愉悦老亲而建。《说文解字》释豫为象之大者。此象非生物学之大象，而为大气象也！《周易》之豫卦为雷出地奋之象，生机盎然之势，故言豫之时义大矣哉！”
    我不禁击掌应和：“河南称豫，名副其实。北有巍峨太行、王屋，南有峻秀大别、伏牛，西有苍茫崤山、秦岭，三方相合相抱，聚万象于其间 ；中岳嵩山于万象中挺拔而立，散灵气于四方；加之黄淮二河，蜿蜒奔流，滋润豫北、豫中、豫东之大平原，粮食产量为中华诸省之冠。金银铜铁等矿，从上古开采至今而不竭；钼铝铅钛等金属，为全球瞩目之蕴藏地。如此物华天宝，养万民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乐其俗。杰出人才，自然层出不穷。思想家有老庄二程；文学家有杜甫、韩愈、白居易；科学家有张衡、朱载堉、郭守敬；政治家有商鞅、李斯、贾谊等。河南向称中原，居中华腹地，中国之中，两大铁路动脉干线京广、陇海即交会于郑州。一年四季、二十四节之分，亦由周公从登封告成测日影而定。因此，夏商王朝即建都于郑州，殷朝定都于安阳，宋金等六朝建都于开封，汉晋等九朝建都于洛阳，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改朝换代，常在河南完成，故有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威先生端坐静听，至此执杯而立，感慨道：“若以一动物喻河南，当改庄子《逍遥游》，中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话音刚落，突听窗外有飒飒之声，急开窗而视，见满天月光濛濛，遍地朝气腾腾，中原大地，似有起飞之势。
    是夜，鲲鹏入梦，我乘鹏而翔，化为鹏之一羽。鹏之轻鸣，则声贯九州。梦醒，见晨曦入室，彩霞满天，心中澎湃而不能自已，遂焚香沐浴，笔记于上。

（郑彦英，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

    常说香港人非常拼命，没有亲见，大抵说不出真实感受。2007年公司全面启动香港上市计划，随之一个优秀的上市团队得以组成。除摩根士丹利作为建业的保荐人外，还有多家有世界级声誉的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和公关公司。他们中间与我们合作的大多是香港人，作为联络人，我有更多与他们接触的机会，除了工作拼命之外，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如果要用三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他们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完美，并且用极其敬业的精神把事情做完美。
    在激烈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降低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意味着丢掉的不仅是信誉，更是永久的订单。为了保持领先地位，优秀的他们对专业的追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在合作过程中，他们通常可以用英语、粤语、普通话同时进行交流，而且与我们的沟通协作也很有章法。有些很复杂的问题，他们可以快速转化成若干被细化和可以被量化的小问题并附专题说明；即便是再简单的工作步骤，我们也必定能收到详尽的标准化说明；过程中他们会有跟踪和答疑，结束时有保荐人领导团队整体验收。通常，我们只需“填空”即可完成既定“作业”，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将公司IPO像厨师选择配料、炒菜掌握火候那样娴熟；后来得知他们专职做IPO，可能之前已经做过几十个这样的项目。也许有些夸张，但熟能生巧是肯定的。在上市工作过程中，他们既关注分工作业又强调环环紧扣，既服从保荐人的统筹调度又充分考虑我们的公司利益，最终确保任何工作都不会被延迟。实际上，在哪个月份实现上市在一年前就已经锁定，由此可见他们的目标精确度有多高。
    他们不只是工作效率值得称赞，更加对工作精益求精。为了按时完成工作，你很容易看到他们彻夜劳作，半夜电邮往返是家常便饭，凌晨3点开电话会议时有发生；有时我们已经觉得问题都解决了，却发现他们仍会在凌晨5点发邮件对标点符号或“of”、“the”用法之类的小错误认真纠正。
    同时，你也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大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时只是为一个细节就争得面红耳赤。此时保荐人的统筹协调能力便至关重要，通常保荐人会立即召开电话会议，不拿出解决办法决不罢休，最长的一次讨论从下午6点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
    有时你甚至可能会问，这些国际一流的“牛”团队们怎么可能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干这些无聊的小事？事实上，这在香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的，准确无误是他们做事的信条。
    目前，建业已经实现质的飞跃，但管理规范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如何与世界级企业共舞，急需公司上下达成共识，更需要我们像重视上市那样去对待每天的每一项工作。要说我们和资本市场的差距，最核心的便是工作标准的差异。
    现在说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有些老生常谈。但若不强调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管理规范化便是一句空话。

（郭卫强，建业地产董事会办公室业务审核部。）

    活跃在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主要境外投行及券商有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JP摩根（JP Morgan）、瑞士银行（UBS）、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美林证券（Merrill and Lynch）、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随着中国企业IPO融资热，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吸引国际投行的眼光。其中投行老大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等尤为活跃，并在内地助推不少企业在港上市。
    高盛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投资银行，由Goldman Sachs先生创办于1861年。高盛以其浓厚的企业文化著称，在100多年的历史上一直坚持投行主体战略，很少涉足商业银行、零售经纪等领域(但并非完全不涉足)，是华尔街投行之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高盛的老大地位被摩根士丹利严重动摇，2006年丢掉了全球销售额第一的宝座，在中国又屡次被大摩超过。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整合的今天，没有商业银行传统的高盛能否再续辉煌，是投行界一致关注的话题。高盛最早提出“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概念，不仅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打下理论基础，而且高盛更是以自身的行动实践来证明它的判断。高盛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内地市场，属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行之一。
    高盛将客户至上、团队合作、诚信守法、追求完美和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称为其企业文化之本。此外，高盛企业文化中包含一贯的“风险文化”，饥饿，但是知道放弃。在高盛，有一套独特的风险管理体系。高盛的业务部门就是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一个项目来了，在高盛内部首先就要被拷问它的风险系数有多大？对高盛品牌有无影响？这个意识是从上到下，渗透到每一个人心里的。在高盛，历来都会把风险与业绩挂钩。这不像其他公司，风险仅仅是风险控制部门的事情。因此在最近一次波及全球的次级贷危机中，高盛成功避开了风险。2008年的一个热门词汇中 ，“次贷危机”占一席之地。但是早在2007年，与美林和花旗的买入相反，高盛就把手中的次级贷产品渐渐卖出。高盛在这场危机里不是没有损失，而是做到了反应最快。
    高盛更为中国人熟悉的，恐怕是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胡一向被誉为中国最英俊、最有绅士风度的经济学家。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的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湘学的精髓是经世济国，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是代表。”他们也是他最崇拜的人，“如果不研究经济，我想做一个左宗棠那样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将军”。 他对中国市场抱乐观信念。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被称做Red Fred(注：意为“红色的夫雷德”，Fred是他的英文名)。他对此很坦然：“我对中国经济情有独钟，这是自然而然的。”除了叱咤A股市场，参股西部矿业、福耀玻璃、双汇发展等上市公司外，高盛或独立或作为承销商之一参与了内地企业诸如我国最大的肉食品加工企业之一雨润食品集团、中国银行、平安保险、阿里巴巴等在香港上市的业务。
    摩根士丹利，绰号“大摩”，原摩根财团下属的投行，但现在摩根财团早已瓦解，大摩与JP摩根并无特殊关系。1933年美国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开，大摩才成为纯粹投资银行，历史上一直紧追高盛，在2005年曾夺去第一把交椅。摩根士丹利也是对中国市场动手最早的投行之一，是中金的大股东。
    摩根士丹利几年前就把战略重点放到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上，这些企业很优秀，中国有大量民营企业正在成为国际上其所处行业的龙头企业，大摩安排了很好的人力资源去专门做这些企业的工作，始终选择行业中的最佳企业作为客户，成果斐然，其承销名单中，不乏像碧桂园、复星、安踏、百丽国际等耳熟能详的知名民营企业。不仅如此，大摩还有意在民营企业中深挖下去，他们认为，真正的中国好企业数目真的很多，数目比以前成倍增长。所以，在上市公司总数增加的前提下，尽管在A股上市的公司会增加，但符合去H股上市条件的公司，也增加了很多。作为投资银行，就需要挖得更深一点、看得更多一点。当然，大摩的胃口并不仅仅限于民营企业，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行2005年在香港成功IPO，募资金额高达77亿美元，按承销费用占募资总额3%~5%来计算，这笔业务收入就超过2.31亿美元。而大摩正是建行上市的承销商之一。
    如果说高盛的明星是胡祖六，那么大摩的明星当属“明星”经济学家谢国忠，尽管在其任职大摩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的2006年，因为对新加坡政府的不当言论，他离开了这家他度过了五分之一生命的公司。谢国忠被称为预言大师，1997年年初，谢发表报告说腐败已经掏空了印尼的财富，其经济将会崩溃。是年夏天加入大摩后，谢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是预计中国将会陷入通缩，并将从短缺走向过剩。同年9月，谢断然预言香港房地产要下降50%。在谢国忠令人烦闷地唱淡后市时，其分析的对象无一不欣欣向荣，故所言被视为无稽之谈。他独履薄冰，直到判断被逐一印证。三个预言的印证奠定了谢国忠的声名，他开始得到基金经理的认可和信任，自2000年起稳坐大摩亚太区首席分析师宝座。2003年，他荣登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的“中国十大未来经济领袖”，同年被国际权威财经杂志《机构投资人》评为亚太区最佳经济学家第一名。这使得他与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一道，被视为“大摩夺取话语权的‘王牌武器’”。
   除了大摩要与高盛一较高下之外，另外一家欲取代高盛集团，成为全球股票承销的霸主的，可能是瑞士银行。而其关键争夺就是中国市场。瑞士银行（UBS），简称“瑞银”，是欧洲最大的全能银行之一，其投资银行部门主要是瑞银华宝(Warsburg)，原为英国华宝集团的投资银行。作为欧洲最大的银行，瑞银2006年证券承销金额首度超越摩根士丹利及花旗集团。
瑞银锁定中国市场，自2000年以来在证券承销的市场占有率增长了两倍。瑞银在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伯· 阮金。作为供职瑞银16年的老臣，阮金四年前接手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当时的业务量每年不超过1亿美元，他保证至少让业务量翻番。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是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一篇演讲稿来鼓舞士气，激励同事们敢于承担风险。阮金上任伊始就指出中国将成为赢取整个亚洲市场的关键，中国是重中之重。
    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营，瑞银在2006年迎来了丰收。该行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建筑企业——中国交通建设以及中国招商银行的新股发行承销商，并与高盛共同承销中国银行，从中获利1600万美元。此外，瑞银通过入股中行获得了账面利润12.7亿美元。同时它的中国业务团队不断扩充，获得了不少承销项目，包括大连港和锦江国际酒店集团等。　　
    对于各大投资银行来说，争夺中国企业IPO的意义不仅在于排名和承销费用。对于潜在的IPO客户来说，投资银行的业绩、操作类似案例的经验甚至业界的口碑可能都是选择承销商的重要标准。赢得热门IPO并且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就意味着将来拥有更多的业务如后续上市等。在投资银行业务竞争激烈的今天，业绩和客户关系更加重要。总之，在未来的投行业务在华的竞争中，高盛、大摩和瑞银的好戏还将继续上演。

 （宋雪芬，期货日报社。）

    香港，这个面积仅1104平方公里的东方小岛，创造了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奇迹。2007年底，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9350美元，超过了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全球排名18位；近年来，香港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也是逐年递增，2007年底，达1800亿港元，占GDP的13.8%。
    香港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目前是世界第四大黄金市场、成交额第六大的外汇市场、市值第六大的股票市场以及全球三大国际银行中心之一。香港的经济规模、金融自由化程度和税收制度均优于新加坡；银团贷款、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也十分发达；它拥有发达的法律、会计、评估、经纪业，是世界主要投资银行在亚洲的业务中心。
    目前，世界主要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对香港的评级均达到AA级，这是香港获得的最高评级。根据标准普尔于2007年1月发表的报告，香港的信贷优势更是达到AAA评级。由于香港金融部门拥有良好的声誉及盈利能力，世界排名前50位的银行有43家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前20家大银行全部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平均每4000人就拥有一家银行机构
    如果说金融业是香港经济体系的中流砥柱，香港银行业则是金融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香港境内的各类银行机构众多，来自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国际性大银行纷纷登陆于此。香港可以说是世界上银行机构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4000人就拥有一家银行机构。与此同时，香港银行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也是非常之高。香港一直是世界上除伦敦和纽约之外拥有外资银行最多的城市。在20世纪末，香港的银行数目达170家，其中外资银行占了近八成多。截至20世纪末，香港银行业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45000亿港元，存款总额有13000亿港元，放款规模达到了16000亿港元。如此巨大的资金规模构成了香港金融市场不断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香港确立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银行业不仅强化了其传统银行业务优势，更加强了对银行中间业务、外汇业务、证券业务、信托基金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金融产品创新、交易方式灵活方面，更是制定了完整科学的监管法则，来推动金融市场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并以此来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改善。
    在香港的金融市场上，银行机构参与的交易项目以及交易金额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大多数银行机构从事的是多元化业务，除了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都开展得十分活跃。从针对个人的外汇买卖、股票债券代理，到针对公司的资金信托、证券包销，这些新兴的银行中间业务都在金融市场上逐渐确立了重要地位。
    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银行业进入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愈发加大，加上利率管制的放松，银行机构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大力加强中间业务以获得新的盈利途径。近几年出现的强制公积金代理业务的争夺就说明香港银行业的竞争何其激烈。

    无中央银行主导的城邦经济体
    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金融自由港，回归后仍是一个单一货币地区，保持着金融管理的独立性。在与国际资本多年互动中，香港已经在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的风险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制度框架，表现出良好的弹性和抗震性。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的资本充足率始终保持在17％左右，在亚洲各国和地区中名列首位，而且没有一家商业银行破产，显示了香港银行业经营的稳健性和专业水准。香港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香港境内的三大银行机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拥有发行港钞的特权，其发钞量分别占市场流通量的80％、15％和5％。
    香港现行发钞制度的中心内容是：发钞行在发行港币时，必须按1美元兑7.8港元的汇价向香港金管局提交百分之百的美元准备。维持港币对美元7.8：1的联系汇率也成为香港货币政策目标的核心内容。自1983年10月以来，联系汇率制度经历了多次考验，一直行之有效，成为维持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支柱。相对稳定的汇价对于消除外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稳定香港经济和金融体系起到了核心与基石的作用。
    从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来源来看，香港银行业牢牢掌握着这一闸门的开关。本地货币供应量的多寡将在各个方面决定着香港金融市场上的汇率、利率、资本价格以及投资者的选择状况。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业在本地区的金融市场上都占据着关键地位，但像香港这样一个城邦经济体，对内无中央银行的主导，对外无资本管制的约束，完全依赖本地银行业自身的自律精神以及分工严密的监管体制来运行本地金融业，并一举跻身于世界金融业格局的前列，实在难能可贵。
    目前，香港存在五大银行集团，他们的一切涉及金融市场业务的活动都对香港金融市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分别是英资的汇丰银行集团、中资的中银集团、恒生银行集团、美资银行集团、日资银行集团。
    对于这样庞大的一个银行体系，安全、高效的支付结算体系对于保证货币政策传导通畅、形成各金融市场的有机联系、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96年，香港建成港元实时支付结算系统，香港金管局取代汇丰银行成为结算机构，所有银行把结算户口转移至香港金管局。该系统负责处理香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发生的所有大额交易，是亚太区乃至全球同类支付系统中最先进的系统之一，大大提高了银行同业支付的稳定性。
    在港元实时支付结算系统中，香港金管局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第一，作为所有持牌银行的结算机构；第二，作为最后贷款人，密切监察支付流程，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流动资金，以防止出现资金堵塞的情况；第三，直接参与香港银行同业支付系统的监察工作。目前，香港已经形成包括港元、美元、欧元及人民币的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一方面，这样一个多币种平台能让香港处理主要外币与港元实现即时交易，减少了大量港元流入流出令汇率可能受到的压力，也可满足市场对主要外币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该平台涵盖了银行、股票及债券等多元化金融中介渠道，方便本地、内地及境外批发与零售层面的市场人士使用，以促进国际金融交易，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亦成为香港股票市场的重要增长来源
    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的金融业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考验，保持了稳健的运行态势。严格的金融监管、高度的行业自律、稳健的运营风格，是香港金融业能够经受住严峻考验的重要因素。
    目前，香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资产质量有明显改善，非利息收入成为银行业盈利增长的主要动力，银行业经营运作加快向新型模式转化；香港保险业由于有着良好的监管制度、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加上内地不断加大对香港的支持力度，香港的保险市场吸引了许多国际保险大集团来港设立公司，同业竞争日趋激烈；香港证券业面对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国际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不断整合和创新证券监管的制度架构，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托基金、金融衍生品业市场业务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近年来，香港股市已成长为世界主要股票市场之一，而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亦成为香港股票市场的重要增长来源。
    截至2007年底，自1993年1月以来，内地企业在香港的股份募资总额达1.83万亿港元，占同期香港市场股份募资总额的57％；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431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35％；在港上市内地企业市值达11.82万亿港元，占港股总市值的58％。 
    中国加入WTO，给香港服务业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商机，而金融业有可能是受益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入世”无疑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而大量资金的涌入，必将推动金融市场活动的蓬勃发展。香港作为亚太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云集，资本市场规模庞大，资金流动性高，再加上金融设施先进，金融人才众多，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之时，香港金融市场必然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企业的重要渠道。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香港若能成功发展成为中国企业的融资中心、风险投资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等，必将进一步加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
    （Vivian，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硕士，曾参与编写《公司股份制改组运作指南》、 《经营者持股与收购》等书籍，现就职于“A+H”上市公司。）

    香港VS内地融资
    香港比内地市场的优势非常明显。目前内地企业多数仍以银行贷款支持，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多为民营企业，缺乏国企那样的融资优惠。在央行数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基准利率之后，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融资渠道几乎被完全限制，且面临融资成本上涨的压力。
    A股市场呢？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内地股市经历了巨大的调整，流动性急剧下跌，股民们对于IPO不再是过去的极度狂热，而是一种恐慌，监管层甚至不得不出手对原本计划回归的H股进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民企地产公司能顺利在A股挂牌，即使能勉强挤上名单，以散户居多的内地股市是否会笑脸相迎也是个问题。
    地产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融资链条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外资或是境外上市已经成为有实力的开发商的自然选择。
    与内地A股市场相比，香港至少有三大优势：
    首先是香港市场的开放性，这儿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美国传统基金十多年来的全球经济体年度排名榜中，香港一直稳居榜首，经济自由度超全球任何地区。这里盘踞着全球各式各样的投资基金，从国家主权基金到各种私募基金，从短炒的对冲基金到长线的养老基金，应有尽有。外国机构投资者占据了香港的主导地位。
    而对于房地产业，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香港投资者“从来没有抗拒过”。不像其他行业的公司IPO，投资者可能会对行业有所挑剔。相比之下，内地A股市场不论是潜在投资者规模，还是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兴趣，都远远逊色。
    由于市场庞大且理性，对大股东本人来说，香港还意味着财富“效应”可以迅速“变现”。不像内地政策限制有大量的非流通股，其解禁可能给同行业的公司甚至大市造成较大波动，来香港上市的股票都是全流通的，大股东可以方便地在市场上套现，由于市场规模很大，这些股票抛售也不会影响到大局。
    其次是香港对内地地产商的估值高。根据香港著名融资专家、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交银国际投行部主管温天纳的评论，地产商赴港上市，一方面是必要，一方面是符合香港需要。他说：“近两年来，香港投资人对于内房股的估值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为急需资金的内地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机遇。”
    即使是当下的市场波动期，香港的投资者对于地产行业的后劲仍然看好。有香港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大市波动时，他们不会购买地产股，但是会通过合资及地产基金方式直接介入内地房地产公司的项目。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曝料说，在近期的一个房地产IPO项目中，国际投行正通过私募方式提前入股内地房地产公司，通过将其推荐赴港上市获得可观收益。“这种做法反映出这些国际机构对于后市仍然是有期望的。”他说。
    第三，相比内地市场，香港的二级市场融资政策更为宽松。温天纳介绍，和内地市场不同，港交所对于上市公司再配售新股的规定很宽松，甚至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就可以有每年增发20%新股的机会，这对大股东来说是非常好的壮大公司的手段。
    除了股票配售，香港资本市场提供大量的各式债券发行机会。这里与全球的债券市场挂钩，全球三大债券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均在香港设立了分机构，经常对上市公司的债券进行评级跟踪，有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公司发行债券的成本会比在内地更低。目前港币利率跟随美元大幅下挫，已经进入负实际利率的时期，众多公司选择在这个时候推行可换股债券项目，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融资，同时又可借此向市场表达后市股价将会上升的信心。多种融资渠道并存互补，这是内地仅靠A股有限融资无法相比的。

    香港VS其他国际市场
    如果仅仅优于内地市场，香港可能还不足以吸引这么多的中国房地产大亨。事实上，香港比起美、英、新加坡等国，也更适合内地房地产开发商挂牌。
    学者们已经发现，在跨两地上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中，一般在英美等发达市场挂牌的估价要高于在本国的估价。对于中国企业更是如此。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百度，如果依照国内交易所标准，以百度这样2003年亏损、2004年利润仅1200万元的企业，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上市标准。即使上市，按监督当局不成文的规定，其市盈率也只能在20倍左右，不可能创造出百度在美国上市时数百倍的PE神话。
    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它们很难享受到这种PE神话。建业地产主席胡葆森在上市后的庆功宴上介绍国际路演情况时，很有感触地说，管理团队先后接见了近百家的全球机构投资者，但这百家国际机构中，对河南省概况、河南建业的商业模式有所了解或熟悉的几近于零。
    这种偏差源于地产行业特点。香港某地产基金经理评论说，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地方性的，作为投资者，他需要了解大量的当地政策背景，越靠近房地产公司所在的区域，才越有可能了解这个公司的情况，越可能做出投资决策。
    “对于美资投资者来说，他们对内地地产商了解很有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二线城市还好一些，毕竟有一些参考数据，再远一些的，投资者根本不买账。”这个经理说。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桑尼表示，不仅美国、英国伦敦，新加坡也不是中国房地产商的乐土。从现状来看，英美市场从去年开始均饱受次贷问题冲击，风波不断，投资者对于地产类企业更是心惊胆战。
    即使没有次按问题，这些国家市场也不一定适合内地房地产商去挂牌。桑尼说：“美国人对于中国企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有的是源于文化，有的是源于对监管条例的不放心；而英国主板市场似乎还没有看到比较有分量的中国上市公司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的典范，那些在AIM（二板市场）挂牌的公司，只要有人推荐担保就可以上市，又令投资者缺乏安全感；至于新加坡，该市场能提供的流动性远不如香港市场，对内地地产公司不论是股价或是再融资都不是最佳选择。”
    除了融资，香港也正成为上市公司免费的品牌宣传地。在这里，你可以认识众多的投资者。6月17日，正紧锣密鼓赴港上市的龙湖地产在香港四季酒店举办大型的推介会，邀请香港过百名政经界名人参观其号称“珍藏级尊贵”的豪宅项目“颐和原著”。这个项目均价约为每平方呎6600~10000港元（折合每平方米人民币6万~9万元）。龙湖管理层就不讳言，之所以赴港推介，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海外买家；其次，也相当于为公司在香港进行一次品牌宣传。
    种种因素决定了，香港注定要成为内地房地产商的“福地”。

    它们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在世界进入中国的入口，一个在人口密集的内陆；一个携着一国两制下的高速发展，一个正体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个凝聚了世界资本看中国的目光，一个鼓足了冲向世界的动力；一个是香港，一个是郑州们。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
    “你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里进入华北。
    “日本还年轻。中国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纹，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000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000万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国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000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涂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国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它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党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国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国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皇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也不是完美的。在面对1959年～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5·12之后的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军、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
    互联网页面上，那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2万名……而且，一个我去年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评论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 2月的雪灾，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地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座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着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的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许知远，知名专栏作家。）

    一、家宴、便宴、便餐、自助餐
    纽约美国金融界人士款待客人，如果是在家中请客，那是最高的规格。次一等的待遇是请客人到曼哈顿上好的餐馆便宴。再次一等，是在办公楼内用一顿便餐。
    但便餐也可以吃得很讲究。券商的办公楼内有自己的高级餐厅，不是地下室的那种，而是位于楼的高层，窗外景色很美：或是中央公园的成片绿树，或是纽约海湾蓝缎般的海水，或是向晚时分哈德逊河对面新泽西州的落日（新泽西州在曼哈顿岛的西面）。有很好的刀叉餐具，有菜单可以挑选，还有身穿洁白制服的侍者上菜。
    最次一等是在会议室里吃些外卖，通常只有凉菜，凉菜味道不好，鸡肉味道不好，西兰花菜味道也不好。西方人可能凉水喝得比中国人多，但吃菜还是喜欢吃热炒。自助餐如果有热炒通常是中餐馆的廉价外卖。当然没有侍者上菜了，完全是客人自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莱维特到曼哈顿的会计师事务所赴约时，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吃点外卖送来的简单午餐。莱维特不是单刀赴会，他带了自己的首席法律顾问和首席会计师。左右是哼哈二将，那也是吃自助餐的待遇。
    是美国商人节俭吗？恐怕不是。他们宴请客户的时候并不节俭。美国商人不怕当官的吗？恐怕也不是。换了美国财政部长亲自前来视察，换了参议院金融小组委员会主席前来视察，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大们怕是不敢如此轻慢他们。说到底，还是莱维特主席没有权——或是说他的权太小。
    当然，莱维特与会计所的老大们是话不投机。莱维特来访是要求主动放弃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业务，因为在莱维特看来，会计师事务所对同一家公司既做审计，又提供其他业务咨询，那么利害冲突在所难免：为了拿到或保住咨询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放松审计，甚至是在这审计时造假。但莱维特主席之所以只能吃自助餐，主要原因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的权力太小。证交会常被比作是证券市场的警察。不过是一个比喻，证交会并不是警察。但即便是真警察，其权力也有限，也就是在穷人面前神气活现，遇到权贵是很乖巧的。在美国，真正大权在握的是检察官——检察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自行决定是起诉还是不起诉，而且不用对外说出任何原因。

    二、食在纽约
    纽约曼哈顿的48街与莱克星顿大街之间有家叫“阿维拉”（Avra）的餐馆，号称希腊风味餐馆，2004年开张，生意特别兴隆。这家餐馆在纽约算是比较大的了，餐厅内可以坐180人，半私密性包间可坐80人，和风煦日的时候，还可以在户外另加50个座位。
    阿维拉的烹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晚宴菜谱是这样的：
    第一道：
    烤鱼加羊奶酪和香菜；
    红酒、醋腌章鱼，加马蹄草、洋葱；
    西葫芦、茄片，加羊奶酪、鲜菠菜和韭葱；
    各类蔬菜。
    第二道：
    希腊沙拉，配西红柿、黄瓜、灯笼椒和洋葱；
    橄榄加羊奶酪。
    第三道：
    烤箭鱼加各类蔬菜；
    润鱼片；
    柠檬烤羊肉加土豆、芦笋。
    第四道甜点：
    本店特制甜点加应时鲜果。
    从这张菜谱看，并没有什么奇珍异兽。客人主要是冲餐馆的格调而来。餐馆内是艺术沙龙式的设计，真真假假地放了一些陶罐。据说房屋的设计还产生了清风徐来效果，客人仿佛置身于地中海边，海风习习，神清气爽。店家自称这里“每天如同希腊的夏日”。
    2008年3月13日晚，J·P摩根的第一把手詹姆斯·戴蒙斯正准备在阿维拉享用大餐。他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庆祝其52岁生日。戴蒙斯心情不错。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J·P摩根躲过了次级债危机一劫，而且结集了大量资金，可以从容收编那些烂尾公司或烂尾项目。
    戴蒙斯没有能够吃好、喝好。他的手机忽然响了：濒临破产的券商贝尔斯登向他求救。

    三、住在纽约
    纽约是富人的天堂。如果住所紧临中央公园，那么穿过一条不宽的街道，便进入了一片绿洲。这里景色优美，像诗里说的那样：“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81街西的贝尔斯福德公寓大楼就在中央公园边，是曼哈顿著名的豪宅。大楼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埃默里·罗斯（Emery Roth）设计，1928年完工，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早到一年。
    贝尔斯福德大楼高22层，楼顶上有三座小塔，是金字塔式的尖顶，塔内有铜制灯笼，夜晚很远就可以看到里面发出的亮光。外表看上去，贝尔斯福德大楼像城堡。临街一面的前门却很小，但很漂亮，门上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花边。
    花旗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潘迪特就住在这里。2007年他出价1890万美元购买了楼里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光线充足，20扇窗户面向中央公园。屋内是人字形细木地板，有放酒的储藏室、男管家室，还有现在很少见到的壁炉。潘迪特16岁从印度到美国求学，五十出头爬到花旗集团高位，住上了顶级豪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便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券商中许多人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休假日地干，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人上人，像潘迪特一样住上豪宅。在中国有权最重要，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丧失了一切。而在美国是金钱为王。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公园大道941号也是一处豪宅。从外面看，81街东北角上的这幢公寓楼并不起眼。此楼建于1927年，已经上了年纪，豪华是豪华，却算不上特别豪华。但这里地段好，附近的第6中学是纽约市最好的中学之一。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离得也不远。近处麦迪逊大道上有许多专卖店和画廊。隔开两个街区的79街有个公共汽车站。
    高盛现任第一把手布兰克费恩住在这里，次级债危机中被赶下台的美林的前第一把手斯坦·奥尼尔也住在这里。楼内的业主还包括NBC的王牌新闻主持汤姆·布罗克（Tom Brokaw）和珠宝商世家克劳德·阿佩尔（Claude Arpels）。
    北京好的老房子不多，所以新贵们必须购买新建的公寓楼。

    四、天凉好个秋
    进入盛夏之后，纽约和华盛顿都非常炎热。但也有凉爽的去处。科罗拉多州的阿罗黑德山山峰云雾缭绕，时而飘过细雨，间或还有阵雨送爽。这里也是权贵碰头攀谈的地方。富人会享受：他们把高尔夫球场修到了高高的山上，人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清凉世界。
    1993年8月14日，克林顿总统邀请了三位客人到这里同打高尔夫球。三位嘉宾中一位是职业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一位是前总统福特，还有一位就是当时安然公司的董事长莱。
莱与克林顿总统关系不错，与布什总统一家关系更好。小布什当选总统之后，老布什夫妇飞往华盛顿参加庆典，乘坐的就是安然公司派出的专机，由董事长莱一路陪伴。庆典之后，小布什将二老和莱送出白宫内门的时候，还专门嘱托莱：“请费心照顾两位老人。”
    莱在政界有如此深的人脉，难免忘乎所以，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但他也有摆不平的时候。可惜他知道这点的时候太晚了。

    五、我们是美国公司
    除了博物馆和富商之外，大公司、大银行也收藏不少艺术珍品，并用来装饰大头头们的办公室。花旗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潘迪特办公室内有三件珍品。
    一是放在玻璃盒内的九个金质小像，是印度教中驱走障碍的保护神甘奈施。办公室内还有一幅很大的油画，浩瀚的大海上有两艘航行中的帆船。这是1812年花旗经营的邮轮。邮轮定点发船，装不满货也按时发船。办公室的走廊上有两幅美国国旗，是美国画家贾斯陪尔·琼斯的作品（Jasper Johns）。国旗是潘迪特让人特地从库房里找出来的。潘迪特还郑重声明：我们是全球化的业务，但我们是美国公司。这点必须明确。

（朱伟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

    因危机而被关注的越南
    今年5月27日，越南股市连续下跌已达17个交易日。此后三天，交易所更是罕见地休市，理由是“交易系统突然出现技术故障”。但这一举措似乎像是越南当局对股市连续大跌的忍无可忍。
    尽管从去年底开始，越南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贬值，越南央行先后三次通过提高每日越南盾兑外币交易浮动幅度等措施来扭转局面都显得徒劳无功，但人们并不因此对越南金融及经济有太过悲观的判断和关注。
    让世人觉得越南已经陷入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是从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公司今年5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开始的。
    该报告认为，越南正面临一场类似1997年泰国泰铢的“货币危机”，因为越南央行在国内通胀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让越南盾币值过于坚挺。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分析师纽纳姆表示，越南已经出现了很多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其中包括高估的货币币值、经济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以及偏低的外汇储备。此外，12个月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显示，交易员们正在押注越南盾兑美元未来一年会贬值39%。纽纳姆相信，越南盾可能会重蹈泰铢的覆辙。11年前，由于投机者认为泰铢估值过高而大量抛售，导致泰铢兑美元贬值45%。 
    虽然，摩根士丹利的声音，被不少业内专家视为把衰调唱得比较夸张的声音，但越南还是实实在在地成为舆论焦点，一时间，越南金融危机占据媒体财经版的头条。“把记者派去越南”，成为国内实力派媒体的流行语。

    越南金融困境从内部始
    秋风总是先吹落最早发黄的叶子。中国有句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问题发生时，很多人习惯和喜欢从外在找原因，总觉得别人辜负了自己。事实上，很多问题，来自自  身。
    今天的世界，是和平共富的世界，但竞争依然存在。世界既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个大江湖。如果国家落后了，又不遵守市场规则，那么就只能在食物链的底端，看着别人繁荣地生活。
    此次越南的金融困境，首先主要源于本国自身经济发展和管理的问题，在自身问题的暗中为害下，导致其抵挡外在的免疫力下降，国际经济的一阵微风，就可让其患上感冒。
    引发危机的首先是越南货币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一些专家认为，大量外资涌入越南时，政府应该及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缓本土经济过热。但当时越南政府没有适时采取应对措施，错过了主动。尽管紧缩政策是有成本的，可与引发金融危机的代价相比，可谓芝麻比西瓜。第二，金融体制建设也严重滞后。一方面在大量资金进入本土时，越南的银行在自身缺乏风险控制能力的情况下，理应借机减少贷款。可越南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等因素，没有对银行贷款及时合理调整，导致银行继续不顾风险地低息贷款。同时，银行监管机构形同虚设，对银行采取放纵态度。
    但这两点恐怕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这类简单的道理，政府金融机构的智囊，不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导致失策、失职和渎职的原因，或许是官僚机构和腐败官员的私利驱使。在缺乏法治建设和市场健全的国度，其现实往往是社会风险由国民百姓先承担、社会利润由政府官员先捞取，如此使得官僚机构对风险预测持有淡漠态度，导致追求利益不计后果。所以，完全可以说，越南经济改革，取得的进步虽然值得肯定，但必须明白，这类进步多少是因为过去太落后而凸显出来的。没有法治和市场的保驾护航，仅仅经济改革便会造成失衡，这样的情况迟早导致危机，不是初一就是十五。只有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加强法治建设和保障市场自由，才能使越南加入享受世界财富的行列。
    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动荡，越南经济体制开始原形毕露。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后，很多金融机构出现了流动性短缺，需要撤回资金以求保本。同时金融机构又重新对风险评估定价，提高了风险的价格。种种因素作用在一起，使得资金从像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往本国回流。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够健全，想当然地认为经济会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加上银行没有自治能力、监管力度不够、拿不出合理的货币政策及时对冲并同时加强对资本的管制的话，那么，遭遇例如越南这样的金融困境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难断言，除越南外，印度、东欧等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们也是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加上涌入的外资随时可以对它们说再见，致使它们很容易陷入金融困境。

    中国从越南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提起都使人心有余悸。越南金融困境会不会传染过来？成为笼罩在亚洲经济体上的阴云。但正如本文上面所言，越南金融困境即便是在越南，其恶化成金融危机还有一段距离──越南人的生活依然条理有序；老百姓和政府都在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全世界也都看着越南，如果越南真的起火，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国家，绝不会坐视不管，加上越南本身经济规模较小，大家拉一把就足够立竿见影地帮上越南。这些使得越南陷入危机的几率很小，更别说向外引起连锁传染了。所以，人们不必如临大敌般紧张。
    也许有人依然不能释怀：很多时候，发达国家的一些金融困难或波动，都会在全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对外造成的不利影响甚至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越南就不能这样影响外界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发达国家由于其管理先进和资金雄厚以及政策自由，本身就引导着世界经济潮流，对全球金融有着巨大的影响，等同于世界财富的上层结构。那么，当世界财富的上层结构出现问题时，其影响无疑会从上到下，覆盖全球金融乃至世界经济。而越南无论是管理、规模和开放程度，都属于小级别，因此对周遭的影响相当有限。
    还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一样的金融机制，决定了它们不一样的抗危机能力。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相对管理科学和制度先进，而类似越南的金融体制则相对管理落后和官僚低效。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挑战，前者就容易做出合理判断，尽可能迅速地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后者则因为低效和官员在金融中的腐败行为，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就如今天，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开始趋于缓解，其成熟的经济体制会迅速地总结教训、吸取经验。正因此，不少专家才会乐观地预测美国的局势年底会稳定下来。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则是因其内在金融体制弱、不健全、货币政策不合理所致。一有风吹草动，便摇摇欲坠。就好像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这些地方会因为其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和涌入的外资，很容易形成倒流，从而受到更大伤害。
    越南的金融危机，如一面镜子在中国面前。几乎一样的经济风格，使得越南的教训成为中国需要引以为戒和高度重视的课程。
    在最基本的层面，中国政府尤其应该努力做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物价稳定，甚至可以牺牲经济增长来抑制通胀；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宏观调控能力的相互协调，加强对热钱的监测，并为可能出现的热钱撤退做好应对准备；与周遭国家联手协助越南渡过难关，通过政府干预，使越南因经济过热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危害，缓解下来。此外，中国政府也可以从越南进口矿产、煤炭，从而既加强双方贸易，又可对越南金融不利局面给予资金援助。
    或许，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由市场进而让我国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步入现代化行列，才是更为关键的。只有这样，国家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提高，而金融危机的阴影也会因此而远离。

（颜言，财经从业者，现供职于海南会计学会。）

    什么是地震？简单说，就是内部矛盾运动太过激烈导致对地面所产生的毁灭性打击，此外，由打击面深度与广度所决定的后续影响叫余震。
    当前楼市也面临着内部矛盾的激烈运动。此引出三个话题：有没有地震，地震的破坏力大还是余震的破坏力大，能不能预防这场可能的地震。而答案的基本面相同，楼市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是核心决定力量。
    当前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是什么？
    个人认为主要矛盾应该是供求矛盾，而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则集中体现在“行政管制力量以及市场指向不明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和总量供应出现结构性失调”方面，这样的矛盾导致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达成。在此过程中，由于行政管制力量过于着重价格指标，这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指向不明。
    所谓市场指向不明，是人们依据房价趋势进行判断的必然结果。
    理论经济学认为，当需求不旺或者需求者购买力有限时，供应机制决定供应商会自动降价以释放需求压力，当需求旺盛的时候，供应商通过调高价格来完成需求抑制，由此产生价值通过交换价格作用于价格的规律性认识。由此还产生了行政之手来调节投机与不当需求以及稳定市场秩序的理论。
    但房产品作为一种奢侈的日常必需品，当它的供应进入到爆发阶段时就扭曲了需求，进而让市场自动盘整提前到来。我国自1985年就有开发商一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我们已经实现了人均居住面积由8平方米到28平方米的提升，但由于投机与膨胀投资的存在，实际上人均数字没有意义，相反是二八定律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一个层面，二八定律是指市场供应主体的开发商中的20%占有了80%的市场份额；第二层含义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者中20%的非正常需求买走了市场中80%的可售住房；第三层含义是剩余市场中的需求只有20%能够有能力跟进发热的市场，但80%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第四层含义是基于行政与管制力量，导致新增潜在需求中20%是弹性需求而80%是刚性需求。楼市中一切结论的产生与解决办法的提出，均离不开二八定律四大方面的理解。而这四层含义都是行政管制与市场需求引导不力产生的，理论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理论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在推进一级市场的规范发展方面更是无从下手。
    为什么行政管制不能采取价格取向呢？因为基于信贷的消费迅速扩张是产生投机与非正常投资需求的主要原因，如果大家都一次性付款买房，相信政府不会盲目进行调控，那是扩大内需的最理想状态。问题在于消费信贷的盲目扩张滋生了过度投机与投资，也就是二八定律的第二层含义。
    明确了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其后果后，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否会发生类似四川汶川的真正地震？如果有，最应该担心的是地震本身还是余震？
    我的答案是肯定会发生地震，也需要发生地震来破旧立新。很明显，建设部不再提房价高低而只提抑制房价涨幅，不提倡拐点，反而研究起农村产权用地问题，研究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以外的保障模式，足以证明政府认识到房价只是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替罪羊而已，真正应做的是保障社会的底层。再结合目前调控的形势，一方面是为保证大局稳定所实施的货币从紧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6.5%的上限，剩余的货币调控将集中于加息。初看以为加息直接受害人是消费者，其实不然，基于目前飙高的地价以及不乐观的市场状况，提高开发商弥补资金缺口的成本，才是政府的直接打击目标。从土地领域看，政府目前下达指令，要求严格管理闲置用地、新增出让用地、工业用地以及严格控制大宗土地出让，此举意在加速市场业已提前的盘整。看来地震是不可避免的。
    但因为二八定律第一层含义的存在，这场地震稍稍判断就不言自明，许多开发商也早就做了抗震的准备。政府此举的重要意义在于用反救市措施来救市。为什么万科谋求向中西部发展？为什么绿城依然按照楼面成本12000元拿下杭州周边目前售价15000元的出让地？这些其实正是房企抗震设施与能力的体现，二八定律中的20%开发商将掌握主导权，地震之后他们将以其强大抗震能力安然发展，从而保持楼市大局的稳定。
    地震必然发生，但考虑到占据80%市场的20%的大开发商都有预见性措施与心理准备，而中小开发商在新出台的货币与土地紧缩政策时间夹缝中求得了有利的生息空间，则地震的破坏力将大大减弱，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余震！
    政府将面临着二八定律第三、四层含义“剩余市场中的需求只有20%能够有能力跟进发热的市场，但80%潜在需求无法实现”，“基于行政与管制力量，导致新增潜在需求中20%是弹性需求而80%是刚性需求”这两大层次住房需求的解决。这种解决还建立在人口老龄化与耕地红线两大瓶颈之上。最高仅65%，大部分城市在15％～30%之间徘徊的政策性住房保障率，能否解决后二十年中国楼市面临的这些居住需求矛盾？显然无法满足，还得靠市场化、建设市场化供应。
    无房户也将受到地震的牵连：如上述影响分析，保障房不够的部分由市场解决，而市场中的主要需求面就表现在第三、第四两个含义方面，则拟买房者将不得不进入死扛房价的境地。因为，震后活下来的开发商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将会增强，抗跌能力也非常出色，而整体市场绝对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未来一段时间的卖方市场必定形成。如果楼市的二八定律前提有效，则一种局面将不可避免：人们总不相信房价会永远向上，结果可能并不能如愿。

（越秀地产，中国著名房地产研究机构。）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出生于美国新泽西东北部的城市纽华克，1984年普利策建筑奖的获得者，现代建筑中“白派”的代表人物。尽管白派的建筑未必白，但就迈耶而言，这个称号却是名副其实的。重复使用的白色表皮和富有条理的立面构成，是迈耶标志性的设计风格。

    巴塞罗那当代艺术馆是迈耶为巴塞罗那的一片叫El Raval的老城区设计的作品，于1988年开始设计，1995年完工，总面积约1.38万平方米。材料以白色混凝土为主，同时辅以通透的玻璃幕墙。

    迈耶的白色风格，可以追溯到柯布西耶时期的纯粹主义。柯布西耶的纯白建筑代表作是萨伏耶别墅。向上追溯，萨伏伊别墅的灵感则来自当时远洋轮船的上层结构。柯布西耶的白色，除了象征纯洁和神圣，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工业化的力量感和纯粹感。柯布西耶对迈耶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他对白色的使用，而是他所信奉的理念：“我们的眼睛是用来观看光线下各种形式的。工程师们用几何满足我们的眼，用数学满足我们的心，他们的艺术作品正走在通向伟大艺术的道路上。”从这座艺术馆里就可以发现，迈耶的白色显然有别于柯布西耶的白色。

    白色的内部装饰，本来是艺术场馆的通用形式。以白色为底，可以更好地展现艺术品的原貌。但是在这座艺术馆的设计中，白色并不仅仅是底色，而是被赋予了更精妙的用途。

    同样秉承简洁的美学原则，中式的传统审美观也是解释迈耶建筑哲学的重要视角。《易经》中的离卦，是关于美学的卦象。离者，丽也。离，既有相遭遇的意思，又有相脱离的意思。离卦本身形状镂空透明，也同窗户有关。人与外界既有隔离又有连通，这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思想。有隔有通，营造这种效果依赖的就是镂空的窗门。迈耶恰恰是用这种手法赋予了这座建筑间疏相融的效果。他在细部装饰上保留了现代建筑的简单朴素，却在形式上重新回归了古典建筑在墙体上的凹凸转折。单独脱离出来的“面”和白色的墙体，巧妙地引导了光线。在艺术馆内部，当光线透过网格状窗户被引入这座纯白的空间时，无论哪一方立面，都产生了奇妙的美感。充满了整个空间的通透与白色，让这座艺术馆无画处皆是妙境。

    所以，相对于柯布西耶激进的现代式白色，迈耶的白色，是一种包含在现代主义外表下的古典的白。

    同时，在艺术馆内部空间的处理上，迈耶认为室内的主体应该是它所要衬托的东西，而建筑和室内本身仅仅是一种背景场所。于是艺术馆内外某些部分的体量被巧妙地增减，从而赋予了这座建筑明显的雕塑风味。在艺术馆以直线为主，不时穿插曲线的几何体中，被分隔成不同纵深感的空间与白色实墙交替更迭，产生了某种特殊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它们不是出自同一构图因素的多次重复，也不是出自单方面强调水平或垂直感，而是通过某种内在的呼应起作用，使他的建筑充满了某种艺术的品味，让人有一种舒适、柔和的感觉。在立面上，虚实不定的一片片墙体，让人感觉建筑的内部空间在向外渗透。墙上，天花板上那些不同形式或大或小的开口，让本身固定的垂直元素和水平元素得以相互穿插、渗透，空间因此有了强烈的流动感。内部大厅的一侧，是一整面墙的Z字形的坡道，从大厅一直延伸到顶层，就好像迈耶对楼板的定义一样：楼板是水平的“墙”，是分割空间的构件。整个建筑内部穿插着不同层次的白色，形成了一种由内到外的轻盈。迈耶这样说明自己的这个作品：在我看来，它是用来展示不同风格艺术品的最好的方式。由于不同的艺术品往往需要不同尺度的展示空间，因此我在其中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空间去适应它们。

    白色在现代建筑思想中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其实这种色彩也包含着繁多的意义。比如，白色是同时象征着开始与终结的颜色。日本新娘所穿的传统服饰的白色，同时意味着作为少女的死亡和作为人妇的新生。彩色的陀螺旋转起来，只剩下白色。在白色里，一切颜色消失了，却又充满着可能性。它既代表着自我瓦解，又是新秩序的塑造。

    当代艺术馆所在的El Raval区，是一片名声并不好的城区。它于19世纪城市工业化兴起的时期成形，现在居住着大量移民及失业者。尽管这里毗邻热闹的Ramblas大街，但旅游手册上还是会提醒游客游玩到这里时需要注意安全。

    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才让规划者选中了迈耶来设计这座当代艺术馆。一座纯白色的当代艺术馆，可以剥离旧有城区的负面形象，而让El Raval区获得新生。事实上，艺术馆也开始逐渐起到了预想中的作用。从热闹的Ramblas美食街转到Raval，在狭窄的小巷中前行，当走到一处广场时，眼前会出现一片豁然开朗的白色，光明，纯粹，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那正是艺术馆的所在。

    白色的法则在这里依然有效，对于整个El Raval而言，这座建筑是一次涅槃的开始。而对于迈耶而言，这是他的白色古典的又一次实现和超越。

（施炜，80后建筑摄影师。）

    2003年，《建业》编辑部第一次采访马国强，那篇刊登在《建业》上名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文章，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老马正担任《大河报》的总编，而那份报纸正在河南都市报界一骑绝尘。“一报独大”、“大树之下，寸草不生”、“日进斗金”……男人的事业历程就是他的编年史，这份在人口大省独领风骚的都市报在那个时候无疑带有浓厚的马氏风格，当然，这一段历程也是老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火焰史”。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老马性格中矛盾的因素非常明显。从西方文明的日神酒神隐喻出发，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性格。按照尼采的解释，日神象征人身上潇潇洒洒追求功业、在当世进取的生命状态；酒神则体现了人诗性的一面，浪漫、消极但富于文艺的创造力。在老马的生命轨迹中，这两种力量相互纠缠作用。他并非完全不求闻达，但又在内心葆存对艺术的探索兴趣；他把追求卓越的人生理念运用在绘画上，勤奋执著；他对孝道、义气等传统文化准则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守和钟爱，在事业上则并不拘泥于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火与水的缠斗博弈，才有了老马丰富而饶有意味的人生故事。
    五年弹指一挥间，2008年5月22日，在集团16岁生日这天，《建业》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由头，再次拜访老马。从《大河报》总编、河南省广电局副局长而至今日的河南省文联主席，这一天的老马更愿意以一个画家的身份和我们交流。他的面容气质更加温和从容，今天的老马，海水更加波澜壮阔，而火焰似乎只在心里默默而温柔地燃烧着。
    《建业》：30年对于您这个年龄的人必然是一个丰饶的过程，很多东西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变化不断变化，这其中哪些是您一直坚持而不曾改变的？
    马国强：改变的应该是由激情逐渐走向冷静和理智。我们都经历过非理智的激情、狂热的激情，然后走向冷静的、理智的激情，最后走向没有激情，只有目标。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情和热血沸腾的岁月。
    不变的是做人的准则：责任和真诚。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爱人、对孩子、对同事、对下属、对朋友的种种责任感。这份责任感源于我们所受的社会教育，责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大责任，有小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角色会有不同的责任要求。
    对于社会，就像此次赈灾捐赠，我们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对于行业的责任，我作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所提倡的“让自己画好，让大家画好”，和老胡在地产界一直致力于“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是岗位责任感在不同领域的体现。
    对于家庭的责任，作为一个男人，要对自己所爱的人、对同自己相濡以沫的人负责，对自己的父母孝顺，我对我母亲和继母的孝顺让我感到欣慰。
    还有真诚、真实也是不变的东西。不过真诚难免会受到限制、煎熬和亵渎，也许它不像播种一样会春华秋实，但是不要对真诚发生动摇，要懂得感恩。
    《建业》：不管是从人物画的笔触出发，还是以一个媒体人的新闻敏感出发，30年，您应该都会感知到改革开放和改革过程中世风和人的精神面貌各种变化。
    马国强：改革开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们从极“左”的制度中走出来，正是思想的大解放才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虽然我是贫下中农出身，但我依然对极“左”深恶痛绝。没有个人自由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坐在这里对改革发表看法。改革开放后，文化空前多样和包容。只要不反动、不黄色，都可以自由地存在。文化的自由是政治清明的标志。
    目前，在住房、医疗、教育三个领域的改革经常受到许多非议，但是我认为都应该通过深入的改革来解决，一定不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路子去。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会对计划经济时代抱有幻想，但完全忽略了貌似公平的计划经济掩盖了很多大的不公和巨大的贪污，相反，貌似冷酷的市场经济其实是相对公平的。计划经济时代权利的不公要远超过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不公。至少，市场和货币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
    这30年来，我并不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会导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其实人的精神状态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可以量化和交换，在我看来，“量化”不意味着货币化，“交换”也并不是贬义词。计划经济体制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状态下的一种假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交换，只是被掩盖了。事实上，建立在法制意义上的约束比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约束更加稳固和长久。
    虽然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经历了大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量化，例如一些价值观、宗教观是市场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和调节的，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加强，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弥补。
   《建业》：从最初的新闻宣传、新闻灌输，到现在新闻逐渐商业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马国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改革促使媒体功能回归。它促使媒体适应社会的发展，适应媒体属性的变化。这是一个调整新闻理念的过程，当媒体具有了商品属性，当受众用货币去选择购买媒体时，作为媒体，需要由过去的“传者本位”的宣传观向“受众本位”的新闻观转变。媒体必须迎合受众的需求，当然不是单纯的迎合，要在迎合中引导，在引导中迎合，迎合的目的还是为了引导。迎合和引导之间的矛盾就像受众“想要”和“需要”，want和need之间的矛盾。“引导”要慎重，要用新闻事实，在正确思维、正确路线的保障下引导。
“迎合”在大家看来是个很不好的词，不少人忌讳，但是我为了更深刻地说明问题，表述会比较“暴力”一些。就像别人常说的“新闻策划”，我把他它说成“炒作”，正面“炒作”，实践证明，“正面炒作亦生辉”。
    《建业》：除了经济、价值观、新闻理念等变化外，书画界有什么变化呢？
    马国强：变化太大了，书画市场充分繁荣。过去我们画画没有稿费，很多画家收入主要是出版物，很低。后来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丰富，书画的商品属性凸显。书画进入收藏、拍卖、民间流通等领域，收藏、馈赠和流通极大促进刺激了书画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的收藏热和拍卖热，和社会经济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我上个世纪80年代参加广交会，一幅画才20块钱，之前不少被国外买走的作品现在随着我们国力的强盛逐渐回流，而且价格是过去的几十倍、几百倍。我的不少作品现在又从国外回来了，只要经济上去，我们的书画市场就会繁荣，现在不少的书画作品拍卖的最高价都在国内。经济会刺激书画市场的繁荣，全国出现学画热，不少高校开设美术专业，不过水平良莠不齐，国画需要积累和沉淀的过程。

    采访手记：
    老马曾经说他是两栖动物：新闻是热土，美术是绿地。现在的老马，正一心一意驰骋于国画这片绿地。
    多数人可能与我们一样，不会想到现在的老马还依然坚持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画室开始画画。用老马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像一个穿上了红舞鞋的人，穿上就脱不了，这是我的一种爱好，我不钓鱼，不洗脚，不打牌，也就剩下画画了，这是填补生命空间的一种方式。
    科班出身的老马的绘画生涯，似乎是从“文革”时期的一张张毛主席像开始的，到现在为止，他也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张画，出了多少个集子。我们问老马，您的画竞拍价最高的一幅是什么？老马说，好的我舍不得卖啊，比如1982年那幅《周总理》，有人给我50万元，我不想卖给他，我准备把它捐给河南美术馆。
    老马说他最完美的快乐是把喜欢的事情和职业结合起来，是把画画作为职业。我们表示不解，因为在我们和很多的人看来，把兴趣当成职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老马说，只要画画就幸福，不管画什么都幸福，“文革”时期让我在墙上画毛主席像也幸福啊。
    尽管老马一再表示不让我们过多提及过去的事情，但是在谈到自己原创的“大河大图文公司”、“厚重河南”等字眼时，谈到《大河报·财富周刊》时，他的欣慰和自信是溢于言表的。
    我们从这种自信中看到了一位画家对媒体的感情，对曾经奋斗过的热土的真挚。看到了绿地掩盖下的热土，看到了海水最深处的火焰。

    老马问卷：
    《建业》：30年前的今天，您在做什么？
    马国强：1978年5月22日啊，我刚刚被借调到《河南画报》担任美术编辑。
    《建业》：您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马国强：我目前的状态。能把喜欢的事情和职业结合起来。
    《建业》：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马国强：有一门“手艺”，艺不压身。这是小时候父亲对我淳朴且原始的教导，但是很实用，其实是指要有立身之本吧。
   《建业》：您最恐惧的是什么？
    马国强：当没有能力创作时，回首往事，看到此生碌碌无为，应该是最恐惧的。
   《建业》：还在世的人中，您最钦佩的是谁？
    马国强：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奋斗成功的人。
    《建业》：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喜欢的画是哪一幅？
    马国强：从一个没有家学渊源的和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从一个不太有艺术氛围的城市，成为现在中国画家中的一员。最喜欢的画是下一幅，这不是故意套用别人的话，因为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尽头。
    《建业》：您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人最觉得痛恨？
    马国强：爱着急，心太软。
    《建业》：您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马国强：没有信义、节气。
    《建业》：您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马国强：廉洁和孝道。这本来应当的，做了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却被过分地宣传和赞扬。
    《建业》：您认为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马国强：一幅作品画得不满意的时候：烦着呢，别理我。
    《建业》：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马国强：画家。我曾经想过今生献给新闻，但是像谈恋爱的一面热一样，人家不要我了！（笑……）
    《建业》：您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马国强：气节、诚信、情义。
    《建业》：您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马国强：忠贞和温柔。
    《建业》 ：如果您能重新选择的话，您希望让什么重现？
    马国强：希望当年的自己没有选择媒体和新闻，一开始就在书画上积累。

    当欧洲的俱乐部老板们绞尽脑汁想让球迷为购买球衣掏尽最后一个欧元时，在中国的老板们眼中，球会专卖店只是俱乐部可有可无的“象征”……

    寒冰
    一个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冬之交，英超埃弗顿俱乐部以慈善募捐之名，摒弃了俱乐部传统的蓝色球衣款式，为女球迷特别设计了一款粉色系的纪念版球衣。孰知列入柜台不过15分钟就销售一空，逼得俱乐部方面急忙亮出告示，将在今年继续扩大供应量，这才止住风波。所有英超的老板立刻意识到，在传承了百年的俱乐部球衣销售概念上，他们第一次打开了另一半世界的窗口。而在中国，非常可悲的现实是，俱乐部们连欧洲人早已开发殆尽的第一半世界都还完全没有开发——球衣文化带动的销售，中国近乎于新大陆：哥伦布早已到达，却并没有带来蜂拥而至的开拓浪潮。

    无孔不入的球衣 
    从1867年历史上第一件毛织球衣诞生以来，球衣其实正是传承俱乐部足球文化的主要载体。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第一批俱乐部球衣的款式本身就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英超布莱克本的蓝白对开球衣，灵感来自剑桥大学的校服；雷丁最早的橙红色款球衣，则是当地贵族划船俱乐部的制服。而在苏格兰，最著名的两大豪门格拉斯哥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则以球衣区分球会的宗教背景和血统。流浪者的蓝白色代表倾向英格兰的联邦主义，以及信徒占据多数的苏格兰长老会教派；而凯尔特人的绿白色则是爱尔兰移民血统的象征，同时也暗示球迷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正是因为球衣本身的文化传承，21世纪以前，球衣一直是欧洲职业球会商业收入的主要保障——直到动辄上亿欧元天价的电视转播费出现。不过，球衣的商业奇迹仍然得到了有力的证明：2003年贝克汉姆转会皇马不过一个赛季，西班牙豪门的球衣销售就翻了一番，印有贝克汉姆名字和号码的球衣卖出超过100万件，这还不算在东南亚和远东数以千万计的盗版球衣。
    为了让球迷不断从腰包掏出现金，欧洲俱乐部在球衣设计上可谓绞尽脑汁，相关衍生产品也是层出不穷。通常欧洲联赛球队每赛季都有主客场两款球衣供球迷选择，但近年很多豪门都竞相推出所谓的纪念版。英超热刺队上赛季甚至有4套正式的比赛球衣：主场白色，客场黑色，110周年纪念版蓝白对开和黄色的第三客场版。包括曼联、阿森纳、切尔西、利物浦等主流豪门，几乎都至少有3套球衣，最大化地吸引球迷。球衣设计方面，除了由Adidas、Nike和Puma等大公司打理外，还不断推出所谓的复古概念。相信去过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中国人，一定会对那里空间广达的俱乐部专卖店印象深刻。事实上，英超在球衣销售方面的努力，甚至还不如德甲。德甲俱乐部对球衣市场的开发，涉及面更广而且更有针对性。2006年世界杯时，为纪念柏林承办决赛，德甲的柏林赫塔队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决赛纪念版”，连俱乐部标志都换成柏林城徽。这家德甲中游球队的俱乐部超市中，有关球衣的产品就多达26种。为了尽快进入中国市场，柏林赫塔甚至还第一时间推出了官网的中文版——当然，俱乐部的网上商城是最早列入的项目。
    在西甲，即便是最抱残守缺坚持传统的巴斯克地区俱乐部毕尔巴鄂，也在2004年打破了惯例，请来一位先锋派的服装设计师，为原本红白剑条衫款式的俱乐部设计了状似“盒装牛奶”包装的颠覆款式。这款“奶牛”装甫一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自从1980年代英国品牌茵宝的图案化设计后，这是10多年来最有想象力和时尚概念的足球服。毫无疑问，保守的西班牙足协和欧足联很快否定了这个开创性的设计，但在球衣专卖店里，这款球衣却打破了毕尔巴鄂的赛季销售纪录。直到今天，欧洲主流的二手球衣市场上，毕尔巴鄂“奶牛”装仍旧是最抢手的珍品。
    球衣，在欧洲顶尖联赛中，早已不是简单的商业产品，相反，它们恰恰是最能够体现足球文化和传统的球迷必备品。

    中国最需要球衣文化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职业化14年的中国足球，在培养足球传统方面一向付之阙如。仅有几家球会还保留着传统的颜色：北京国安的绿色，上海申花的蓝色，以及已经消失的四川全兴“黄色狂飙”和八一队的五星红旗概念。放眼神州，在国际米兰、曼联和尤文图斯这样的豪门，将球衣专卖店开到了北京上海时，我们的20多家职业俱乐部，甚至有大半连俱乐部球衣的专卖店也没有，这其中就包括曾经垄断冠军的大连海昌和上海申花。申花“蓝魔”是国内唯一相对比较正规和专业的球迷组织，但即便是传承足球文化相对成功的上海，仍旧没能真正将球衣这个最主流的俱乐部市场做好。
    与欧洲职业联赛动辄数以千万欧元计的电视转播费收入不同，中超球队在电视转播和商业赞助方面的收入非常微薄。那么，球迷产品的销售业绩，对于中国球会而言也就显得异常重要。但俱乐部们却始终没有在这个领域投入太多的精力，球队的队服设计和销售完全处于最原始的粗放经营状态。作为中国职业联赛14年来唯一没有易帜的职业俱乐部，河南建业的俱乐部商城也基本上只能起到象征作用。升超盛事，俱乐部原本打算购买3万件球衣赠送给入场助威的球迷，但搜遍全郑州也只得7000件。河南省人口是英格兰的2倍，即便以城市人口论及，也相当于整个苏格兰的2倍。2006/07赛季，苏格兰联赛的俱乐部销售了超过50万件球衣，获利达3000万镑。而河南呢？作为中国罕见的具有足球文化潜质的俱乐部，在这方面的业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简单的统计：中国厂商制造的正版球衣成本仅有25-30元，国内如申花、成都谢菲联这样的俱乐部售出的球衣单价约200元。相比欧洲俱乐部正版球衣动辄600的天价，国内城市球迷完全能够接受200元的俱乐部球衣价格。以全河南省800万城市青少年和成年男性球迷的潜在市场计算，即便只有1/10的球迷购买了球衣，俱乐部也能从中获利1.6亿元！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豪门如上海申花两年的全部投入！在中国俱乐部不断抱怨国内足球商业赞助市场萎缩，足协死抓不放广告经营权的当下，他们是否真的认真考虑过，球衣销售才是职业足球草创阶段最重要的商业收入？
    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中国总算初具了一些球衣文化的土壤。山东鲁能的橙色球衣和广州医药的蓝色，正在成为新的流行色。两地足球都有雄厚的企业背景，在球迷组织的建设和球迷文化的营造方面用心颇多。但在最需要全力拓展的球衣市场上，中国俱乐部还需要努力。一个值得欣喜的信息：去年《南方都市报》曾做过一个有关球衣的市场调查，在英超足球文化浸淫最巨的广州，球迷穿着俱乐部球衣的数量中，广州医药的球衣仅次于曼联、英格兰和切尔西，甚至超过了利物浦。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中超俱乐部能有单赛季球衣100万件的销售记录，那时，才是中国职业足球真正走向成熟的时刻。

（陈冰，《足球报》国际部记者。）

    智者无怨。
    ——近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谈及自我要求的标准，老胡提出了如上这句话。智者无怨，意同西谚“凡是成功的人都是自我检讨主义者” 。“我果为洪炉大冶，何患顽石钝铁之不可陶熔；我果为巨海长江，何患横流污渎之不能容纳。”一个成功、有智慧的人绝不会习惯于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地自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通过自身的提升来克服发展之路上的困难。因其极富启发性的涵义，结束采访后，记者将此语放入自己的MSN签名中。

   人若奉我峨冠大带者，我胡为喜？人若侮我破衣烂衫者，我胡为怒？
   ——“人们如果奉承你，这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人家奉承的未必是你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官帽子，你的资源。人们如果因为你衣着破烂而看不起你，这也没什么怨怒的，可能不是针对你这个人，别人厌恶的是你的破烂衣服，倒霉的样子。反过来说，你想要尊严，要别人看得起，就一定要有一套得当、不那么破落的衣服。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还是要自强。”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老胡又道出了一条重要的人生察悟。

   我们再捐100万!
   ——继集团“有爱就有希望”系列抗震救灾活动之后，5月25日，忙碌在纽约的老胡专门抽出时间同开封建业大宏公司总经理郭大宏沟通，决定再次向灾区追加100万元捐款。此次追加的捐款将用于协助灾区建立两所希望小学，帮助失学的孩子们尽快重返校园。

   我们都爱IPO！
   ——“我现在在香港联交所，我们的股票已经开始交易了。” 6月6日上午10时许，集团总部员工全体聚集在总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通过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王国强的手机连线位于香港联交所的首席运营官闵闵。听到报喜声音的那一刻，鞭炮齐鸣，气球纷飞，员工纷纷举起自己精心准备的特色标语，沸腾起来。企业文化部呼出的“我们都爱IPO” ，恰如其分传达了这个时刻的喜悦。

   有爱就有希望！
   ——在5月18日建业对阵青岛中能的足球赛场上，建业援助大行动·有爱就有希望赈灾募捐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建业集团在已捐赠100万元的基础上，联合建业足球俱乐部，和建业全省员工、建业球迷、建业全省客户、建业全省联盟商家当天再次为灾区募捐625457.30元。

   设置户外广告时，要加强信息发布的准确性与指向性，明确信息发布者、信息主题等内容，营销中心要加强监督。
   ——作为员工同高层管理者沟通的重要渠道，5月16日，2008年度第一期“总裁面对面”活动如期举行。执行总裁闵闵同13名来自各城市公司的置业顾问代表畅谈职业与人生。对于工作中的建议，他们踊跃提出了许多极具针对性的建议。

   写建业人自己的歌。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和建业有关的故事。也许您并不擅长写作、不懂音乐，但您可以写下在建业曾走过的一段路、经历的一段人生、难忘的一群人、冀望的一个未来。”5月20日，“建业原创励志歌曲”歌词征集大赛欢快启动。6月20日，征集活动截稿。企业文化部共收到参赛歌词25篇，其中已进行谱曲的完整作品5首。建业人一路上的艰辛与欢呼，尽化慷慨或者婉转的唱词中。

栏目主持——白许晨

    港膺全球最利便贸易经济体
    世界经济论坛近期发表报告，评定香港为全球最利便贸易的经济体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显示国际社会肯定香港公开透明和高效率的贸易基建。
    他表示，继续致力奉行自由场准入及进口货品免关税的措施，而取消葡萄酒和啤酒税，以及免收酒店房租税，均足以证明本港的决心。 曾俊华说：“我们在发展中经济体系的场推广工作、在利便人才输入香港所作的努力及政府公布引入竞争法，都显示决心确保利便投资者进入场和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
     这是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发表的全球利便贸易报告，收集并分析全球118个工业和发展中经济体系利便贸易的措施。“利便贸易指数”涵盖4个范畴，包括市场准入、边境行政管理、交通及通讯基建和营商环境。

信息来源：《大公报》

    80% 以上美国人说美国沿着错误路线前进
    继老牌经济大国纷纷衰落，下一个该轮到美国了。现在 80% 以上的美国人说，美国沿着错误的路线前进，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其他国家的历史跟美国无关，因为美国与众不同，是上帝的骄子。但在历史上，世界经济大国——罗马、西班牙、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也都曾经这么说过。可惜，它们早期的实力后来都变成了它们的软肋。
    美国可能经历了危险的十年：1997年~2000年的技术热演变成泡沫和市场暴跌；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五年中欧佩克每桶石油价格从22~28美元飙升至100美元以上；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全球威信扫地；美国房地产市场和次级贷泡沫破裂；自2002年以来美元对欧元贬值将近50%。因此很多人相信，全球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美国的优势将在这几十年里走到尽头。

信息来源：《华盛顿邮报》

    索尼公司打造领导层第二梯队
    日本索尼公司十分注重培养强有力的公司领导层候选人，包括将来的公司总裁。公司在全球各地大约18万员工中挑选出一批年龄在30~40多岁的年轻人着力进行培养，大约500人，将他们视为公司领导的新一代接班人。
    索尼在全公司范围内定下大约100个重要职位，每个职位选定4到5个候选人，并建立名册，组成一支500人左右的公司领导层“第二梯队”。这100个重要职位，主要包括索尼各大公司、集团子公司和海外子公司的最高职位。他们的材料集中到公司经营领导层手里，公开范围限制在最小程度。会长、社长、副社长等以及索尼人事部部长级干部组成一个“执行人力资源委员会”，每年集中两次，根据各个候选人的资历、业绩和行为特性进行候选职位的调整。
    进入第二梯队的候选人要到索尼大学参加培训。他们不仅要学习各种经营方面的知识，还要参加由国内外一流企业最高领导人讲授的各种课程。 被选上的接班人并不是固定的，每年还要根据各人的工作成果和成长情况作出调整。

  信息来源：《企业管理》

    香港六星级马房迎奥运名驹
    香港奥运马术场地（沙田）的奥运空调马房已作好准备，迎接7月27日抵港的首批奥运马匹。
奥运马房经理佘靖宇指出，奥运空调马房为马匹提供绝佳的居所，是 “6星级” 级马房。奥运期间，马房将是身价值数千万元的马匹的休憩地方。
    马格的面积大于奥运标准；并由较为环保的竹片加工而成，以响应 “绿色奥运”主题。奥运马房包括4座空调马房，设有224个马格，为200匹奥运参赛马匹提供空调马格；并备有空调后备马房，供25匹后备马使用。
    为确保马匹的安全和舒适，马房设有休憩马格，马格面积3.6米乘以3.6米，大于奥运标准，让马匹放松玩耍；并备有可移动的马匹花洒，配上冷热水供应。
    为响应“绿色奥运”主题，马格的木板是由较为环保的竹片加工而成，马房地面的胶垫，由旧车胎循环再造而成。马房的空调及电灯，较传统装置省30％电力。
    马会以蚯蚓堆肥法，把马房废料和马粪，循环再造成为环保有机肥料。马房内更设有24小时电视监测系统和保安警报感应装置，为马匹安全提供双重保障。

  信息来源：《香港文汇报》

    香港人钟情茶餐厅
    有人说，茶餐厅是香港人的“大众食堂”，也有人说，茶餐厅是香港“城市中的祠堂”。茶餐厅，是香港人每日都会经过或光顾的地方，亦是城市中的祠堂，供人讨论时事；是甜蜜回忆的地方，令人难以忘怀；是无情人间的加油站，给人点点暖意；是流离生活的支点，让人仅有的归属；是看出人生百态的好地方。
    茶餐厅获得港人垂青，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是：茶餐厅的方便快捷，与争分夺秒的港人生活节奏十分合拍。茶餐厅定价大众化，每餐平均消费20至40港元，即使天天光顾，普罗大众也消费得起。
    茶餐厅食物款式多，营业时间长。茶餐厅作为大众食肆的代号，见证了香港大半个世纪的变迁，它充满的平民气氛，它承载的本土文化，给人一种“街坊”的亲切感。难怪不少港人说：一旦离开了香港，也会挂念着茶餐厅。

  信息来源：《大公报》

⊙4月30日，老胡应河南省工商联邀请，至河南科技大学参加由河南省工商联举办的高校创业论坛。
⊙5月1日，五一假日期间，三门峡公司森林半岛项目销售中心开放；信阳公司森林半岛社区会所正式开放；平顶山公司举行亲子运动会；濮阳公司举行大型摩托车特技表演；焦作公司举办新老业主五一主题游园活动。
⊙5月7日，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企业文化部发出“爱心捐款倡议书”，号召为罹患白血病的同事刘景畅募捐，得到集团员工踊跃支持。
⊙5月8日，集团被郑州市建设委员会授予“住宅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5月10日，商丘公司森林半岛项目荣获商丘市首届十佳“规划建筑精品工程”的称号。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集团总部及各分支机构在第一时间开展员工募捐救灾活动。
⊙5月16日，2008年第一期“总裁面对面”活动如期举行。执行总裁闵闵与来自各城市公司的13名置业顾问共进午餐，畅谈工作生活。
⊙5月18日，集团与建业足球俱乐部联手举办 “建业援助大行动·有爱就有希望赈灾募捐”足球义赛。现场募集善款共计625457.30元。
⊙5月19日14：28，集团总部所有员工聚集在会所门口，面朝西南方向为5·12汶川地震中丧生的同胞致以沉痛哀悼。
⊙5月20日，由企业文化部主导的《建业励志歌曲》歌词征集大赛活动正式启动。
⊙5月25日，开封建业大宏公司继“有爱就有希望赈灾募捐”活动后，再度捐款100万元，该项善款将用于协助灾区建立两所希望小学。
⊙5月31日，驻马店公司森林半岛项目三期交房活动圆满举行。本年度驻马店公司将进行两次交房。此次交房为该公司历次交房中数量最大的一次。
⊙6月1日，由郑州公司置地广场项目主办的“对话世界500强，赢定2008”的高峰论坛在郑成功举行。
⊙6月1日，建业物业社区“绿色奥运·社区义工环保袋免费派发”活动在建业全省21个社区同步开展。
⊙6月6日，建业地产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6月7日、8日，由集团客户管理中心建业会、建业足球俱乐部、郑开森林半岛联合举办的建业会奥运月活动之一的“郑开森林半岛杯五人制足球联赛”在建业外国语中学举行。
⊙6月14日，由观点地产机构、《第一财经日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搜狐网、焦点房地产网联合主办的中国房地产界年度盛会——2008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论坛颁发了“引领年度风尚、超越地产未来——改革三十年、续写中国地产辉煌 2008年度中国风尚大奖”，建业地产与老胡分别荣获“中国最具影响力地产品牌”及“中国最具影响力地产人物”。
⊙6月15日，联盟新城Ⅳ期白夜北欧产品说明会在郑州裕达国贸酒店举行。